新华社上海3月4日电 题:只为健康“加码”,不给抗疫“添堵”

新华社记者何欣荣、胡洁菲

范先佐(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至此,一定会有人诘难我:“这不是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了吗?”请注意,“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不以在校时间长度而区分。教育部门和学校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家长会变本加厉地去延长孩子的课外学习时间,而课外培训班,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应试为目标。而当前的在校教育课程设计正在不断增加“素质提升”比重,在校与课外两边相比,哪边的应试色彩更浓重一目了然。

其次要推进地域层面的信息对接。疫情防控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地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孤岛”。在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地区间产生大量人员流动的情况下,一些可能因区域间隔造成的阻碍应当在政策制定时被纳入考量范畴。

前天、昨天我们分别推送了《减负,一道持续半个世纪的未解题》《减负错了吗?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大讨论》两篇文章,引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减负话题,以启迪大家进一步思考。因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家未来。

具体案例如关于此次“南京减负”,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有一个耸动的标题——“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为什么“家长已疯”?原因就在于教育部门大刀阔斧地砍掉学生在校时间,砍掉学校课程中的应试比重。家长一看,孩子应试的任务,学校撒手不管了,全部都要自己想办法,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把孩子往课外培训班一放,于是孩子接受应试教育的时间又被不必要地延长了。

所以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不单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如果仅限于在教育系统寻找答案,让教育系统单兵独进,很难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减负,需要比较系统全面的改革,不仅要着力破除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若想使健康码发挥更大效益,还需要在一“码”平川使用畅通方面下功夫。首先应打通分类数据源的联系。以上海的“随申码”为例,其依托上海大数据平台,汇聚了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数据以及电信、航空、铁路等行业数据,通过数据建模、分析评估测算出不同的风险状态。只有打通不同数据源,才能使疫情期间个人通行电子凭证显示的结果更全面、客观、准确、专业。

彭维勇说,国家体育总局非常关注冰雪产业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导各地体育部门创新举措、精准施策,如北京对滑冰滑雪场所给予用水用电补贴,吉林对旅游滑雪场给予专项补助,同时发挥中国冰雪产业联盟作用,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做好行业服务,创新滑雪场四季运营的产品结构和运营模式。(完)

缺乏配套改革,减负很难独进

王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因此,这个起跑线不仅拴住了高中阶段的许多学生,而且拴住了初中阶段的学生、小学阶段的学生,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儿园阶段,甚至胎教阶段,层层加码,恶化了教育生态,弄得大家都很疲惫。加之,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输不起,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做赌注。

毋庸讳言,即使同样是公立学校,由于地域和城乡差异,现在同样待在学校里,有的孩子能学高尔夫,有的孩子却连一个篮球都摸不着;有的学校老师本硕“双一流”起步,甚至还聘有清华北大的博士,有的学校英语课只能等暑假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教。

政策的初衷与实际的效果背离如此之远,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减负错了,还是减负的方式错了?半月谈编辑部近日邀请家长、一线教师、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等,就减负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以此激发更多的理性讨论。

各类健康码的推出,彰显了地方政府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创新思维。但要进一步打通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中的人流、物流堵点,还有赖于更加精准和灵活的治理模式,让技术应用更好地为疫情防控“加码”护航。

真“减负”,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

“红码停、绿码行!”近日,为更加高效地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多地基于大数据技术推出了本地版本的手机健康码,如杭州“健康码”、上海“随申码”、广州“穗康码”、北京“健康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省市推出的健康码多达近百种。

如果教育政策能够出现如上设想中的转型,我认为,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教育均衡,尤其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做好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均衡,否则就难免出现“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不平等”的恶果。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长期以来,我们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往往着眼于教育内部,而忽视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推动健康码互认:长三角、京津冀等已经宣布将推进区域内健康码互认,浙江与河南、山东与贵州等省份也开展了健康码的跨省互认。已经上线试运行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则推出了防疫健康信息码,并将逐步与广东、上海等地的健康码对接。这表明全国“一盘棋”、协同治理正逐步推进。

今年中国部分地区降雪量比往年多,有利于滑雪场减少人工降雪、降低运营成本,然而受疫情影响,1月24日各地滑雪场陆续关闭,客流量断崖式下降。

为什么这样说?近20年来,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增的是哪部分?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训。

“这场比赛的取消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裁判员健康的原因,对后续的测试赛应该没有影响,后续的测试赛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准备。”彭维勇说。

同时,社会各个行业的收入差距也不应该那么大。如果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和一个大学教授,都可以有比较体面的生活,这样大家就不一定非要去从事某个职业,更不是哪个职业流行、收入高,就往哪里去,而是哪里适合我就往哪里去,帮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工作,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教育的功利性没那么强,减负问题也就好解决一些。

这些健康码的推出,旨在让复工复产更加精准、科学、有序,但在实际应用中,一些市民发现手机中的健康码只在本地有效,一旦跨地区就不灵了,成了出行和复工的新障碍。

此消彼长之下,通过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来减负,其带来的效果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整个社会的教育总投入不减反增,孩子们重复机械训练式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这些新增的课业负担就是我所说的“不必要”的课业负担。

由此,我认为,“减负”政策的主要抓手,不在于让家长做出“合理”的家庭教育决策,而在于恢复学生在校时长,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每周六天上学的模式。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学校教学质量之间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后果上,都不如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来得严重,但最近一些新闻事件也却说明,同样是公立学校却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的不平等”带给普通市民的相对剥夺感,远远超过了公众对于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满。

校外培训的兴起不是偶然,有客观环境因素诸如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贫富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民办教育崛起、单位制度解体等等,再加上我国重视教育、强调勤奋苦读的文化传统,这都使得越来越多孩子走进了校外培训班。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在校时间变了。

在任何时候,教育政策都应该具有普惠的一面,都要最大程度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应时刻保持警醒。

“南京减负”这样的操作并非个案,引起的连锁反应应引起我们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深思:所谓“减负”,并不是让学校把应试任务当成包袱甩给家长,而是要让学校负起责任来,把孩子的学习时间控制权重新收归于学校,这样一来,就杜绝了“不必要”的课外应试教育。在此基础上,学校要在严格监管下增设素质教育课程,增开体育、艺术甚至是编程等兴趣活动,让孩子们的时间投入到更多元化的发展选择之中。

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淡化文凭、学历、名校等标签在用人上的硬性标准。学历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能力,在于知识结构。我们应该通过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从拼文凭走向拼能力,从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文凭低一点没关系,只要自己努力,照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前途,照样能得到提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减负问题就容易多了。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2月15日举行的2019/2020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延庆站比赛取消,这也是北京冬奥会首场测试赛。彭维勇表示,北京冬奥会测试赛计划安排20场,除了首场比赛外,其余都是在在2020/2021赛季举行。

在“减负”思潮推动下,过去二三十年,学生在校时间是不断缩短的。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确实减了学校的教学“负担”、减了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负担,但是在不改变文凭社会下的选拔性考试制度的情况下,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就意味着给了家长更多支配孩子学习时间的机会,而当家长普遍陷入“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补习”的囚徒困境恐惧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想而知。

彭维勇说,目前北京冬奥组委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工作人员健康,同时加强统筹协调,目前绝大多数场馆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顺利复工,计划编制、系统开发、桌面推演等内部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一些重要活动和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当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加大力度帮扶住宿餐饮、文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工作情况举行发布会。

各地推出的健康码是市民通行电子凭证,由市民或者返工返岗人员自行网上申报并经后台审核生成的属于个人的二维码,大都实行“红黄绿”三色管理:显示绿码者,亮码通行;显示红码者和黄码者,需要集中观察或居家观察,满足条件后将转为绿码。相比反复填写表格,市民只需随手“亮码”外加测温就能证明自己的健康状况,是数字技术用于政务服务的有效实践。

比如,在相对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所受教育的质量和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选择的工作就越理想,获得的收入就越高。由于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过大,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流动,就得找到更好的工作,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必须上好的大学,想要上好的大学就要上好的中学、小学,就要进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哪一环都不省心。

现在舆论中有太多的声音在指责家长给孩子“加负”是“不理性”的,但我认为,当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口“锅”主要不应由家长来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学生面对的相当一部分课业负担,其实是不必要的。